人生充满矛盾。你做得比较好的事情，你却很讨厌做。我就曾经在这个矛盾漩涡里打转。 70年代中，至80年代后期，那十多个年头我也在广告公司混饭吃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曾热爱广告创作，但搞搞，所牵涉的华洋之争、虚伪、作大、多余、扮、呃客户钱（很简单，把每样大小「广告费用」例如制作费，也谷大）、舔客户屁股，这些一切与创作无关的事情，实在令我倒胃。 广告创作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反而交际应酬，插科打诨，与客户friend，与洋同事（多数是你的上司）保持良好关系，这些一般人轻易做到的事，我怎努力也做不到。 也许是自己贪图安逸（唔通去担去抬咩？），也许没有勇气冲出这个讨厌却又易搵食的圈子，便滞留其内，差点滞死。 当中，固然有些好日子，也有不少野蛮的日子…… 变身之前 当上不结领带的广告人之前，我天天结领带穿西装返工。 阿妈很高兴，她认为打呔着西装上班的工，都是不错的好工。 那时我廿多岁，在某美资银行新成立的计算机部门里面，当一个初级系统分析员（systems analyst），月薪二千五。我对这份工作很有兴趣，很投入，和同事上司们很合得来。 也学到很多东西。部门主管阿Dave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美国佬，经验非常丰富，干劲十足，没有架子，乐于指导后进，也放手让你去做。Dave虽然专业，其为人和样子却诙谐。他走路步伐很快，头顶是个地中海，但余下的头发鬈曲得很，要是他突然止步，你会看见他的身体静止了，但那些弹弓般的曲发，仍会在头上弹弹，煞不住掣似的。 其他比我有更多经验的本地同事，都很年轻，他们也很乐意把所懂的，说给我知。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人较易相处，还是那个年代的人比较随和，总之，至今，这份工仍带给我不少好回忆。 有一次，我们要向银行一个荷兰鬼佬高级副总裁，做一个presentation。主管Dave和我们「彩排」了很多次，一切就绪。 那个洋副总裁，是银行中人所皆知的醉猫，每到下午就已饮得面红红，绰号「油炸蟹」，且脾气大，众人都怕他。 我们正式做presentation的那个下午，太阳火红，「油炸蟹」的脸更红。 轮到我那一part，我说不了三四句，刚举起第一个图表，「油炸蟹」便说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然后霍然起身离场。我们登时「哑」。 我记得，我在洗手间落泪。没试过这样难受。这是我的第一次presentaion。 主管Dave很愤怒。单独和我谈了一阵子，并说一定要「油炸蟹」向我道歉。我说算了算了，Dave说这些事情不可以就此就算。过了约一星期，「油炸蟹」突然召见我。他的办公室在尊贵的中环（我们的在湾仔分域街，酒吧附近）。 这是我首次来到「总部」。在层数很高的「油炸蟹」office内，「油炸蟹」的脸今天未算太红，可能是上午，还未有机会喝太多酒。他我坐下，说，你就是Richard Lam？你们的project进行得顺利吗？哦，哦，好，有机会再谈。 上星期中途离场的事，他提也不提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道歉。但我也算了，那时我还未开始变野蛮。 后来，不知是因为什么政治问题，主管Dave被高层逼走，换来一个不知所谓的美国佬。这条友是个外行，对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完全不了解，但又要扮识，阿芝阿佐。我和这盲炳无法沟通，谷住条气，终于劈炮。 第一站——靠熟人 离开了我的系统分析生涯，脱下了我的西装领呔（我阿妈担心我从此踏入歧途），不知何故，我忽然强烈觉得：我要做个广告创作人，把那行业改写！ 每看见或听见广告，心中就有堆烈火，那烈火还会说话：挑，咁老土，等我啦！ 于是我写信向广告公司求职。我全无经验，全无往绩，当然没有人回信。人家总不能因为你自己心中有把声音在说「挑，咁老土，等我啦」，就认为你有料到。 绝望之际，忽然有一间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约见。那时全华资的广告公司甚少，多数都是外资的。Interview我的，是该公司的太子爷。他的行为举止，很戏剧化，忽然从大班椅中一跃而起，跃到我面前，问我，五年后，想不想坐上这张椅。我说当然想。 之后，这公司再没有人和我联络了。是不是因为有关大班椅的那条问题，我的答案严重出错？我听见我心中那把烈火在说：挑，间公司咁老土，请我都唔去！ 姊姊和黄沾，当时正在筹备创办「黄与林广告」。我既然无法混得进当时我认为要由我来改写的广告行业（尽管我一个广告也没做过出来），便唯有靠熟人入行。幸而「黄与林广告」肯收留我。[编者按：林振强的姐姐就是香港女作家林燕妮] 初开档的「黄与林」，其实都几好笑。真正有广告宣传经验的人，就只得两个。黄沾和我姊（她之前是TVB的宣传部主管）。 水禾田是我们的美术总监。阿水虽是著名摄影家，但他不是广告人。其他人包括我，全是新丁。于是我们一伙人盲冲乱撞，都也甚好玩。而黄林二人，也争取到一些很不俗的客户。 黄沾是当时广告界的顶尖创作人，我从他身上学了些皮毛，已很受用。他也放手让我胡来，我很感激。后来，业界猛人Joe Wang，从李奥贝纳（Leo Burnett）跳槽过来，把discipline和「专业」注入这乱作一团的小公司，「黄与林」才得以逐渐变得professional起来。 我在这儿工作了约年半，很愉快。但，我觉得是时候离开熟人，出外面闯，和陌生人交手了。黄林二人也了解我这种心情。 走进外面的森林之后，渐渐，不知不觉，我变得暴戾，和野蛮…… 初跳草裙 多得童年好友「牛仔」穿针引线，我转投到McCann-Ericsson。 在那处，我有机会为一些顶级的国际品牌做广告，渐渐也做到一些成绩出来。后来，机缘巧合，因为做广告歌，在录音室被唱片公司某要员看中，给我参与填词的机会。 （我的「填词人」身份，对于后来我与鬼佬们的角力和斗争，扮演了一个颇有用的角色。） 好友牛仔，当时是M记的高层（现在是主板上市公司主席），不单止是一流广告人，还是处理办公室政治的一等一高手。当时的创作总监，是美国人Stoney Mudd，人不错，但久不久总要找一些事情出来，和牛仔作政治斗争，有时还牵涉到我的创作。幸而牛仔每每把那些斗争一一挡开，让我不受影响，专心做我的创作。 在M记工作了大半年，我有幸做了几个口碑和推销力都不错的广告，而另一方面，我的填词工作也开始有少许成绩。 那时刚踏入八十年代，我的月薪大约四千多块，有老婆，但没有钱置业。我自己暗中定下目标：要在短期之内，月薪一万元。这目标对我来说，遥不可及。 正不知从何入手那一万元，机会却送上门。Leo Burnett（李奥贝纳）的创作总监，人称毕叔的英国人Richard Butt来挖角。我和他吃午饭会面谈条件。我硬头皮，斗胆要求月薪一万，都算狂妄野蛮。毕叔竟然说没有问题。我答应下个月上班。 回到M记，我开始跳草裙舞，和Stoney谈判，并透露某某以一万元挖我，你打算怎做。结果M记出同样价钱留我。 在M记，我和牛仔合作得很好，也有很多机会发挥，我很感谢他「照住」我。既然那「一万大元目标」已达，我决定在M记多留一回。 当我打电话告知毕叔我改变主意，不加盟了。他说如果这样做，你认为对得住良心，就这样做吧。 挑！别跟我讲耶稣，别跟我讲良心，我要的是一万块钱！ 阿袋 继续在M记工作，跟Stoney相处得也没怎样，但我知道不能久留。跳过一次草裙舞的人，公司是不会信任的。 然后有一天，素未谋面的John Doig打电话给我。 John Doig，人称「阿袋」，纽西兰人。他是当时最负盛名、最富争议性、最自负的创作总监，也是最有料到的创作鬼佬。（传说：John Doig咄咄逼人的爆棚信心，曾窒到另一位他看不起的鬼佬创作总监，以后说话也口吃。） John说，我的一位旧同事Louis Ng向他推荐我。（Louis Ng吴峰豪，为人低调，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，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广告片导演，佳作如云，获国际大奖无数。）他想我加入他们新成立的Ogilvy & Mather（奥美）分店Meridian。 终于面对面和John Doig谈条件。「阿袋」是个大胡子，三十多岁，一双蓝眼睛非常精灵，和咸湿。谈薪酬，非常畅顺，比我预期的高。谈到职衔，却差点僵住。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我开始野蛮： 袋（刻意地漫不经意）：职衔并不重要。 我：对我来说很重要。 袋：那么你的title就是Chinese Creative Director吧。 我：为什么要有Chinese这个字？你又为什么不叫做English Creative Director？ （一时之间，dead air） 我：我不要有Chinese这个字。 袋（问在旁的鬼佬执行董事）：如何？ 执行董事（略一沉吟）：好吧，那就叫做Creative Director吧。 其实，我暗里一额汗。我从未试过这样大胆，和横蛮，可能因为实在无法再忍受不公平待遇。我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由职衔开始。 以尿浇花 其实和阿袋合作，是一件愉快的事。他自信心爆棚，所以绝不会搞小动作整蛊你。反而，他会尽力协助我把广告制作得很好。他除了是个精彩的创作人，还是一个很出色的制作人，虽然有时他饮多了几杯，午饭后会在公司的露台屙尿淋花。 这个期间（八十年代初期），我在填词方面闯出了点名堂。我尽量保高调，接受所有访问和曝光机会。人家访问我，我就约他们上来公司，好让那些鬼佬知道我并不是个二打六，别对我阿芝阿佐。这方法好像有点效用。同时，在客户眼中，因为我有点名气，他们对我也多了点信心，办起事上来，有时（只是有阵时）有点方便。 不过，在Meridian的期间，有些华人客户仍然教我作呕。他们来开会，往往一定要我们有鬼佬出席，对我们华籍创作人不放心。有时，他们被阿袋不客气地窒到飞起，却又不敢出声，事后却诸多投诉，好核突。 本来，一切尚算相安无事，直至阿袋自己跳草裙舞。他认为香港不够专业，要往美国发展。（按：阿袋后来果然在美国广告界打出名堂，《时代》周刊也报道过。）阿袋扰扰攘攘之际，公司又从外地进口了几个不知来港做什么的鬼佬。我三番四次被「逼迁」——我的「名气」暂时「失灵」——办公室越搬越小，小得像鞋盒，非常无瘾。加上阿袋就快离开，我将没有良师，于是也兴起劈炮之心。 殴打客户 也许这是我的运气，每次想转工，也恰好遇上有公司搵人。 我跳槽到Kenyon & Eckhardt，阿袋说我黐线。这公司的前身，有个鬼佬创作总监，就是被阿袋窒到飞起、后来变了口吃的那位仁兄，所以阿袋老是瞧不起这公司。 K记当时全面大革新，招兵买马。新fit人，是以前在「黄与林」合作过的Joe Wang。再度合作，我们完全没有问题。此外，昔日在McCann-Ericsson的旧拍档，美术总监「阿财」，不久也加盟了。和合作惯的人共事，事半功倍。 可是，当时的K记，客户实在不算多，我们需要不停生意，不停做presentation，颇辛苦。手上仅有的两三个大客户，又要服侍周到，有时的确有点吃不消。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都算重要的客户，是一间华资公司。无论我们做了些什么创作，他们永远不满，永远要弹！弹！弹！要改！改！改！ 有一回，千辛万苦，广告片剧本修改了九百七十三次之后，终于把广告片拍了出来，但他们不满意。于是又再补拍，再做过某些动画，某些特别效果，等等，但他们仍是不满。 我终于忍不住，有次在放映室中，走近那客户代表，和他差不多面贴面，以低沉兼带有恐吓性的声调问他：「你究竟想点？！」幸而他没有话说，不然可能以只揪收场。 要鬼有鬼 在K记改革的初期，我们并没有鬼佬创作总监（其实亦无需要），一切自己搞掂。Joe Wang的英文一流，并颇有创作天分。要是他不做Managing Director，他可以是个出色的创作人。 总之，少一只鬼，少十万样烦事。 可惜，那些国际品牌的大客户，不见鬼不欢。结果，我们的美国总公司，不知从哪儿调派了一只鬼佬创作总监过来。当然，此君的薪金比我高，办公室比我的大。 不过，最好笑的，不是我们有偏见，而是，这条友真的很渣，根本不会做广告创作。（后来才发现，这人原来是写——或希望写——电影剧本的。至于他有没有作品被拍成电影，没有人知道。）Joe Wang唯有把他投闲置散，有客户要见鬼时，便拿他出来让他们见见。回想起来，实在像幕荒诞剧。难得的是，此君也够厚面皮，天天大剌剌的坐在办公室内无所事事，白高薪。 棺材精公司只得一只鬼，麻烦事算不多了。然而，不知是不是那个年代，还是现在也是一样，你的公司没有多几只鬼佬，就很难抢到也是鬼佬fit的大客户。 不知是总公司的安排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终于，另一间本地的外资广告公司的鬼佬头头，带领他的亲信——又是鬼佬一名——「入侵」我们这间K记。 那个「亲信」，我依稀记得名叫Michael Holt，美国人，貌似棺材精。他其实是个监制（producer），却不知怎地变身成为了创作总监，还带了个华籍的美术总监过档。 我和这个棺材精，不知何解，无法相处。不知是他样衰还是态度问题，总之见到他我就无明火起。我们的「合作程度」，从以下的对话可现一斑： 棺：Richard，你可以为我把这段英文译为中文吗？ 我：当然可以，如果你可以为我把这段中文译为英文。 棺：但我不懂中文。 我：那是你的问题。 厌倦森林 天天这样「斗争」，和「不合作」，我开始感到疲倦。 脾气越来越差，烟抽得越来越多。要不是我还可以以填词来平衡一下，我恐怕我早已疯了。我那首想回到平淡、不再指桑骂槐、不想追名逐利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，好像也是在这期间写的。 每天，我都不想上班。即使回到公司，也是扳着脸。我还先后把两位女同事弄哭了，因为我不肯修改稿件，也不肯和客户开会，教她们无法向客户交代。她俩本来都是跟我谈得来的好同事。 许多时候，我在公司附近的茶餐厅吃早餐，吃至十一时许仍不离开。一边狂抽烟，一边填词，我根本不想见到公司那些鬼。拍档阿财，有时要走来找我，并「劝」我返工。 不过，即使返回公司，午膳时我又会吃到三四点，才再会在公司露面。 我实在很倦很倦，我不能继续这样过日子。我很想，很想离开这个广告界森林。 后记 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有点复杂。 总之，机缘巧合，一九八八年，我脱离了广告界，加入了黎智英的集团。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。 最精彩的一句 苹果计算机创办人之一Steve Jobs，还是个廿来岁的嬉皮士时，欲邀请当时百事可乐的总裁（四十多岁）加盟，便对他说：「你打算下半世继续卖糖水（sugared water），还是你想改变世界？」 我不想下半生也卖糖水。 林振强 原刊于《壹周刊》 转自：Faceboo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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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简介】 林振强（1947－2003.11.17），绰号洋葱头、强伯、傻强，香港著名填词人兼专栏作家、漫画家、资深广告撰稿员、创作总监，是广告界出名的鬼才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，活跃于香港填词界，留下过千作品，与当时香港粤语流行曲著名填词人黄伟文、林夕、林振强并称“二林一黄”。 2003年11月17日凌晨林振强因淋巴癌病逝，终年56岁。